武汉职业健康体验馆开展第22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

我国有必要在两个宪法文本间作出选择。

[40]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事件，暴露了美国银行业因缺乏外部公权力有效监督而自我管制（内部稽核）失败。[3]以英国为例，1914年以前，行政任务还局限于邮局和警察的基本功能，现代行政国家则赋予行政机关更多矫正社会和自由经济弊端的职责。

[45] 在中国早期译自日本美浓部达吉的行政法学著述中，行政之监督也被作为一篇来编写。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有诸多社会管制和社会服务的任务。[50]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总统原有控制工具包括：要求规章制订公告和公众参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方法有：国会监督、行政监督和裁判监督，国会监督属于宪法问题，其余两者属于行政法问题。

合同的本质是相互同意的相互强制。无论从民族国家还是民生保障上看，行政任务都日益增长，行政权变得尤为重要。虽然《暂时调整地方性法规决定》已经规定任何地方性法规都可以作相应调整，但这种调整完全依附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年试验期的决定和《上海自贸区方案》，没有形成自贸区长久制度基础，亦没有建立任何保留地方性法规中合理规定或者启动调整的具体标准，因此尚不足以解决地方性法规与上海自贸区规则之间可能的冲突。

要求上海市人民政府提交详细的《上海自贸区建设发展年度报告》并予以公示，向全社会广泛征集评议意见和建议后，经审查评议后再将汇总结果下发上海市人民政府参考或者执行。国务院应当主要负责解决各类省级地方政府间协作机制在执行过程中所引发的与自贸区有关的重大争议，并依法建立起跨省级行政区划纠纷处理的配套法律制度。行政区划是法律设置政府机关职权的前提，而行政区域则不是。与此相对，自贸区管委会虽然在表面上仍是行政法上的派出机构，但其法律性质迥然不同。

首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应当在其制定的有关上海自贸区管理建设的地方性法规中明确规定：上海自贸区管委会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向市人大常委会备案。[7]前者如领导工商、质监、税务、公安等部门在自贸试验区内的行政管理工作，后者如集中行使城市管理领域、文化领域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权和行政检查权。

  二、自贸区与行政区划之间产生法律冲突的原因与协调所依据的指导原则 （一）行政区划法律体制与改革开放需求之间的阶段性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依附于行政区划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各级地方政府权力分割为特征，导致后续经济法律制度设计依附于行政区划体制。当然，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也会与自贸区法律规则和实践发生许多冲突，具体例子可以参见张磊：《论我国公司国籍制度的改革》，《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但这个问题与行政区划无关，所以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在一般行政区划下，政府派出机构的人事权和财务权由设立该派出机构的行政机关或部门统一管理，它的权责比较单一，并不能超出派出方的权责范围，设立这类派出机构的目的主要是在管理强度过大或地域太广时便于实现行政管理或者服务。自贸区的设立是中央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是肩负着我国在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是国家战略需要[20]，显然自贸区在国家政策层面上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直接关联，被明确赋予了全国性的战略目标

在环境规制中，这个原则有利于促进保护和合理利用环境和资源，防止并减轻环境污染损害。{21}在后一情况下，如果公用企业因改善设备、技术研发等导致经营成本上升乃至亏损，规制者应当考虑提高费率或者价格，或者提供适当的补贴等方式给公用企业予以经济补偿。如在法国，市镇等各级政府通过对水务局的补助向从事水务的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资金支持，各部委也以自己的预算为农村村镇的投资活动提供补贴或贴息的补助。  注释: *基金项目：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消费者权利保护的主要规制技术研究（13YJA820042）。

{20}私人部门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总是致力于将服务重点集中在供应成本最低或者盈利机会最佳的市场区域。{34}这是因为，不仅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极易引发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费和搭便车现象。

{7}这里所谓人性的共有成分，在费尔巴哈看来，即内在于个人的理性、意志和心，这些因素决定了人需要精神交往，从而每个人既是独立的个人，也是人类的一分子，因而人具有了类本质。这是因为，公共利益之目的在于人权价值的高扬和实现，一切背弃人权精神的公共利益，必须予以舍弃。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如何通过完善制度设计来弥补和避免现实存在的规制失灵，从而有效地实现社会总体经济福利的最大化。这种因产业需要而产生的自然垄断内在地排斥市场竞争，而人为地制造竞争则无疑会增加社会成本。[5]   二、公共利益之公用事业服务普遍化 公用事业服务属于社会必需品，攸关基本人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在两个层面构成公共利益：其一，公共利益归属主体的不特定性并不排斥特定的受益对象，这是因为利益……最后必须像饥饿或发痒那样，落实到个人，为个人所感知。上述理论受到了美国法律经济学翘楚理查德·波斯纳的质疑，波斯纳指出，通过经济规制以实现公共利益存在两个前提假设：第一个假设是被放任自流的经济市场极端的脆弱且很易于无效率（或者不公正）地运作。（三）市场退出限制和行政接管 公用事业须以满足公众需求为要旨，为确保公用事业服务的持续性供给，规制者要求公用企业不得随意退出市场。

  一、公用事业规制中的公共利益类型 如果想要列出一张表，能够全面列举作为规制正当化理由的公益目标，可以断定，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因为‘公共利益的内涵将随着时间、地点及特定社会所追求的具体价值而改变，{3}以至于当我们试图解开隐藏在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早在一个1872年的美国联邦案例中，法官的附带意见就指出：当成为国家交通的一部分之后，铁路则不能随意退出。

液化石油气和其它燃料（主要是煤）价格累计分别上涨62.2％和73.9％，年均上涨8.4％和9.7％。{43}无论是公共服务的普遍化，还是社会整体福利的优化，抑或是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在根本上都在于增加个体福祉，非如此，将无以证明所谓公共利益的正当性。

实现公用事业服务的普遍化，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保障基本人权是公用事业规制的首要目的。{31}1885年，在Gatesv.Boston＆N. Y. Air-Line R. R．案中，纽约州法院做出效果一致的判决，驳斥了企业能够违背州意愿随意退出公用事业的主张：……从平实的原则出发，铁路财产一旦投入公共用途且系公共用途所必需，则必须践行公共使用的承诺，从而全面实现其创设时的目的。

{2}相较于公用事业民营化的丰富实践，法律学人对公用事业规制中的公共利益之研究则浅尝辄止。尽管共同体成员的个体需求千差万别，但这些千差万别的需求并不排除有一部分无差别的、同质性的需求与偏好，由这种同质性需求集结而成的公共利益即集结性共同利益。其次，公用事业规制追求经济福利的整体最大化。安东尼·奥格斯曾指出：我们可能希望在任何时候，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任何地点，无论需求量如何，只要一按开关就有电，或者总能叫到一辆急救车能够将我们带到最近的医院。

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2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自此，国内学者围绕着如何界定公共利益、谁来界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应如何平衡等问题展开了密集而热烈的讨论。

以公共汽车交通为例，私人竞标者往往选择人群聚集、有利可图的路段的许可权，以至于人口稀少或者相对贫瘠的居民区则无法享有同等质量的服务。第三，公用事业规制追求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2}尽管为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公用事业规制须在一定程度和范围牺牲私人利益，尤其是公用事业私人投资者的财产权，但是这种牺牲往往以行政补偿或其他形式的优惠政策作为对价，对私人利益并未有失尊重。与此同时，基于公共危机而存在且为公共危机时刻所必需的这种公共权利……优先于企业、股东和债权人的财产权。

{13}即罗尔斯所谓基于公平正义的公共利益。{19}与国家对公民负有普遍的生存照顾义务不同，对公共服务的承包商来说，他关注的是标底、是利润，而不是对公共产品的广泛的道德关注。根据罗尔斯的观点，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当以确保社会中处于最底层的群体能够适当受益为前提，{14}这与公用事业规制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一原则明确了环境损害中的责任赔偿者，改变了企业赚钱污染环境、政府出资治理污染的分配不公现象，实现了公平负担。

直接补贴是政府财政直接资助低收入群体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在经济学理论中，环境污染是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

由于企业通常因排污行为获得巨大收益，而污染治理的成本则转嫁给社会整体，所以，对私利的追逐将导致每一个排污者都会相当理性地实施那些导致整体社会状况更加恶化的行为。1989年，全国的水费欠费用户少于1％，而到了1994年，这一数据骤升至9％。

来源：《现代法学》2014年第2期。这就促使企业在一定的价格信号下，寻找最有效的途径以减少环境污染。